配资平台服务质量算力租金一年翻倍，AI时代的基础研究有多贵？

算力和数据，正在成为AI时代科学基础研究昂贵的入场券。“目前研究所遇到最大的问题是算力。”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李国齐说，“过去一年，高端算力的租赁价格上涨近100%，去年是2万多一台，今年4万多一台。”

11月11日，由天桥脑科学研究院（中国）和《中国慈善家》影响力慈善研究院联合主办的“社会力量支持基础研究大会”在上海科学会堂举行。会上，来自科研机构、基金会、企业、高校和国际科学慈善机构的代表围绕社会力量如何深度参与基础研究展开对话。

一边是暴涨的算力成本，另一边，腾讯新基石、清华方塘基金等社会资本正试图以“长达10年甚至20年不考核论文”的姿态投入基础研究。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但在AI重塑科研范式的当下，钱怎么投、投给谁，正在成为一道难题。社会力量能否成为填补公共财政与商业资本“中间地带”的耐心资本？

算力焦虑

作为类脑脉冲大模型“瞬悉”的研发团队成员，李国齐直言当前AI时代基础研究的痛点：大量算力和数据高度集中于头部大厂，非主流、非共识的原创研究很难获得企业的长期支持。他希望社会资本能在算力底座上给予学者更多支持。

除了“算力贵”，AI for Science带来的另一个棘手问题是“验证成本”。清华大学丘成桐数学科学中心副教授徐文强认为，AI虽然让科研产出（如数学论文）急剧增加，但也带来了巨大的“验证负担”。传统依靠少数专家人工审稿的周期以年计，现在即使借助AI工具进行形式化验证，也需要耗费庞大的算力与人力。

阿里巴巴达摩院基因智能负责人顾斐给出的解法是：社会力量投资算力与实验平台，既能帮个体做研究，也能用于验证，本质上是在补“底座”。

与会者形成的一个共识是：社会力量介入基础研究，通常发生在公共资金覆盖不足、商业资本不愿进入、但科学价值尚未被充分认可的“中间地带”。社会力量既要补算力、数据等基础设施的“底座”，更要用长期、耐心、非共识的方式“投资于人”，守护青年、长尾与自由探索，避免AI时代科研的同质化与头部化。

这恰恰触及了当前科学慈善的核心问题：资本该“选人”还是“投地基”？

腾讯新基石科学基金会秘书长李越琪在会上透露，新基石坚持“选人不选项目”，最长资助10年，不考核论文数量。副秘书长佟贺丰表示，甚至有研究员获得资助后直接将方向改为“AI for Math”，“只要报备就可以，这是科学家的自由。”

然而，头部基金的“选人”模式也引发了长尾群体的担忧。顾斐呼吁，应将资源向那些资源匮乏、做着不起眼探索的青年科研人员倾斜。

当天下午首发的《中国科学慈善基础画像报告》数据显示：2021至2024年，全国共有1175家基金会开展过科学慈善项目，累计实施项目5944个，项目收入约279.47亿元。资金正向“科技人才”集中（科技人才方向收入占比达55.8%），并向科学上游移动（基础研究方向收入四年增长约10倍），但不足1%的项目贡献了近七成资金，头部效应与学科集中非常明显。而在城市层面，上海的科学基金会达39家，居各省区市首位；2020年以来的增量超过三分之一。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江舸在致辞中回顾了上海在基础研究方面的举措和成效，上海高度重视基础研究，去年7月在全国率先出台科技企业基础研究的专项政策，全方位优化企业基础研究全链条布局，特别提出支持企业和社会力量设立基础研究公益基金会的举措，希望通过政府的引导和服务保障，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实践证明，在当前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的背景下，社会力量不是旁观者，而是全社会基础研究生态的重要建设者。”

科学慈善亟待跨越鸿沟

一线科学家对于社会力量的资助感触最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讲席教授、新基石研究员薛天在大会现场分享了他的科研故事。从一名研究心脏电生理的博士生，跨界到探索“光与生命”的视觉神经生物学，薛天科研生涯的每一次“跳出舒适区”，背后几乎都有社会力量的资助。

“社会资本可支持政府资金不宜支持、需要长周期和冒险的项目，提供多样性和自由度。国内外社会力量支持基础研究都在成长。”薛天在接受第一财经在内的媒体采访时表示。

社会力量让科学家们天马行空的科研设想有了一张实验台，但与此同时，科学慈善仍然需要跨越一些鸿沟。

“传统公益扶贫，哪边穷资助哪边。但在科技领域，我们不知道谁穷。”上海启源国资创新策源公益基金会秘书长许业荣的发言引发共鸣。而在制度层面，慈善资金进入基础研究的通道依然存在梗阻。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院长蓝煜昕认为，国内面临缺乏能实现百年延续的“永续捐赠基金（endowment）”制度环境、合规成本过高等障碍。复旦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刘莉坦言：“高校基金会像是一个个孤岛”，受制于校内财务和人事制度，跨机构协同极难。

机构也在尝试从机制上破局。天桥脑科学研究院（中国）副院长杨扬在主旨演讲中透露，研究院首批计划拟投入两亿元人民币，一是用于孵化一家公共福利公司(Public Benefit Corporation)模式的精神健康科技企业，盛大作为投资股东，将把未来该企业获得的全部收益捐给公益基金，反哺中国脑科学研究。研究院希望打造社会力量支持基础研究的创新模式，而不仅靠一次性的捐赠，让投入自我生长、持续循环。二是用于启动“天桥学者”计划。延续过去十年在中国支持脑疾病研究的经验，新设立“天桥学者”计划，专门资助中国兼具卓越临床能力和科研能力、有志于用新技术推动医学研究的医生们，给他们一笔灵活的钱，站在科研与临床、新技术与患者需求的交叉点，去做真正自己感兴趣的研究。

正如大会发布的《2026科学慈善共建倡议（上海）》所呼吁的“长期资助理念”，科学慈善试图跨越制度与理念的鸿沟，迈向真正的深水区。